应当说这个过程既充满法学思考之智慧挑战，又撩开了其中扑朔迷离的述说图景。
[194] 严格地说，人文主义法学家们的法学体系化建构还没有达到精致化的程度，这还需要来自知识论上的转型和方法论上的更新，此项工作至少在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还不具备条件，更为精致的法学体系化是在随后的两个世纪（18、19世纪）逐渐完成的。通过这种方式，努力构建一个学说汇纂体系（ordo digestorum）。
[94]皮埃尔·皮图于1579年出版《西哥特法典》（Codicis LegumWisigothorum Libri XII， 1579）。前注[34]，Gerd Kleinheyer， Jan Schroder书，第16~19页。[175]参见前注[12]，Peter Raisch书，第45页。文艺复兴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画家马萨乔（Masaccio， 1401~1428）、雕塑家多纳太罗（Donatello， 1386~1466）、建筑家布鲁涅列维奇（Fillipo Brunelleschi， 1377~1446）和史学家列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 1369~1444）、比昂多（Flavio Biondo， 1388~1463）、英国诗歌之父乔叟（Geoffery Chaucer，约1340~1400）等人。[122]有关鲁道夫·阿格里科拉的生平，参见前注[2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第64页。
显然，与前一种法学模式相适应的论题学技术已经不能完全担当法学的体系化建构的使命，在当时的法学家们看来，必须接受一种简单、自然、接近共识的法律辩证法，由此，彼得·拉米斯的新逻辑学则愈来愈受到后来的法学家们的关注，并加以应用，[156]而法律论题学则逐渐淡出法学方法论领域，或者被某些学者（比如莱布尼茨）企图生硬地予以数学化改造，最终也不了了之。同上，Gerd Kleinheyer， Jan Schroder书，第18页（中译见同上，[德]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书，第20页）。换句话说，问题的投放引致体系的选择，而且通常导致体系的多元化，却不能根据某个包罗万象的体系来证明它们之间的协调性。
( 4) 法律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性，它们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存在和发生效力的，没有任何一种实在法是无时间( 适用一切时代)和无空间( 适用一切国家或地区) 规定性的。显而易见，论题学意义上的基本前提通过谈话者的接受而得以正当化。从这个被采纳的立足点出发，对问题加以选择。在19 世纪的德国法学中，法律公理体系之梦风行一时，众多一流的法学家曾经为之倾心。
其进一步的展开则按照几何学的方式，也就是说，按照真正出现过的最佳的证明科学的标准，甚至运用尽可能冗长的连锁推理( sorites) 来进行。只有如此，引证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最负盛名者或最受尊敬者的知识才富有意义。
另一方面，问题的把握又要求有灵活性和伸展力。对它们来说，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归类总是重要的。(10) 西方法律传统在思想与现实、能动性与稳定性以及超越性与内在性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这导致革命对法律体系周期性剧烈冲击{1}。如果我们此时把考察的重心放在体系上，那么就会出现如下的图景：假设有一种极端的情形，即，根本上只有一个体系A，通过这个体系将所有的问题分成可解的和不可解的两组，那么这后一组甚至会被当作纯粹的假问题而弃置一旁，此处，仅仅从另一个体系B所做的反证也是可能的。
古代的论题学体现了这种性格，它将法学的论辩活动带入到了更复杂、更可靠、更贴近人类社会生活现实的思考结构之中。……通过这样的训练，他们就能在科学研究中发本求真，在实践生活中审慎睿智，在论说言辩方面博大精深，在诗艺绘画上富于想像，在法学上博闻强记。这些问题的讨论与正确性的要求( claim to correctness) 相关联{15}。相反，法学作为理解的科学或诠释( 解释) 科学，其以处理规范性角度下的法规范为主要任务，质言之，其主要想探讨规范的意义。
{2}秉承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倡导几何学证明方法的笛卡尔就成了近代哲学的始祖。这可能造成一种错误，即仅仅追求第一性真理( 知识) ，而忽视第一性真理( 知识) 与具有似真的、或然性的实践真理( 第二性真理) 的常识、意见之间的关系。
这要求人们把问题看作是既定的、而且常常是前导性的存在。该书分4 部分，分别讨论概念、命题、推理和方法等问题，是欧洲影响较大的一部逻辑学著作。
至于这些论题是作为概念还是作为命题语句出现，则是一个纯粹的表述问题。寻找与实践之学(包括法学在内)相一致的方法论 获取法学中的明智和审慎智慧，靠建立几何学范式( 莱布尼茨) 、法律公理体系或概念金字塔( 普赫塔) 恐怕是难以奏效的，也并非是最优的方案。然而，这样做，我们就将改变论题本身的根本意图。那么，何为问题？菲韦格采取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认为： 当某个提问表面上看起来有不止一个答案时，就存在着某个问题。{20}97 尽管有的学者( 如罗伯特·阿列克西) 不赞同论题学法学的方法，批评该理论轻视法律、教义学和判例的重要意义，不足以深入分析论述的深层结构，不足以使讨论的概念精确化{18}29，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它具有反理性、反科学、反智的性质{23}，但我们仍然应当看到： 菲韦格之论题学法学的思考方式，在根本点上抓住了法学作为实践知识的核心特征，它为法学基于事实与规范之观察维度的问题立场做了细致的学理化的描述。所谓时历上的先在性是指： 在青少年中首先要发展的是想像力，而后才是理性推理，这个时候，论题学方法( 而非批判法) 的培养更有益于想像力的养成。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特定领域的非体系化的论题目录本身为此提供了某种把手。按照自然科学标准构想法律公理体系，就形成了一种新的风尚。
一如哈贝马斯所言，法学实践活动所追求实践的认识兴趣，它的目的不是把握客观化的现实，而是维护理解的主体间性，以确保个人和集团的……自我理解以及其他个人和集团的相互理解{14}。这里先行予以决定的不是问题本身的解答，而是解答可以运行的限度。
(6) 法律体系的概念，其活力取决于对法律不断发展( 即世世代代发展能力) 的信念，这是西方独有的。这是有关应然命题的陈述，即有关事实与规范之意义( 当事人对于该当情事所赋予的意义，适用于此等情事之规范的意义以及被判断的该当情事是否符合规范的要求) 问题有关的陈述。
作为法的实践知识( 实践智慧) 的法学，首先并不是( 李凯尔特意义上的) 说明的科学，其首要目的并不在于说明实在。在这个过程中，法学家并不是首先去把握对普遍者和那出于必然的事物，因为这是自然科学家的使命，在自然领域才有出于必然的事物，才能找到一般的规律。……只有通过全面把握法律概念，真正的法律体系，即法律规定的内在相互依存 性才可能产生。它不是一个逻辑推演的关联结构。
(4) 大学提高了学者在塑造法律中的作用，使法学教师成为真正的规则的解说者。从总体上说，对待这些事物，法学家应当利用实践之学的方法论对它们进行理解、解释、判断和权衡，揭示它们的意义或意义关联，发现哪些案件事实、情事和问题是本质的、重要的和有意义的，哪些是非本质的、不重要的和无意义的，从而做出明智的、审慎的裁决，以实现个案裁判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他总共列举出26 个论题，包括通用论题、语法论题( 如词源、同义语、同音异义词等) 、逻辑论题( 定义、属、种、特征、属性) 、形而上学论题( 整体、部分、原因、目的等等) 和历史学论题( 证据、事例)。有了这个通过成文法典之质料表达的体系，所有的案件均能够由此加以涵摄。
由此可见，寻找前提 的方式影响结论形成的性质，反过来，结论形成的性质为寻找前提提供某种指引。论题学必须首先指明： 人们应如何寻找前提。
因此，用自然科学概念来表现文化生活，这种作法虽然可能有其正当理由，但仅仅用这种方法是不够的。他注意到近代大学( 比如1088年波伦亚大学的建立) 体制的形成对于法学的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1) 近代大学帮助西方法学成就了一种跨国家的特征，拉丁语不仅在法律方面，而且在教育与学术以及宗教崇拜和神学方面成了西方的通用语言，这有利于欧洲各国在保持文化多元的情形下实现文化( 特别是法律文化、法学) 的同质化构造，从而赋予法律学问一种跨国界的性格。{19}142不审慎的学者从最高真理推出较低真理，而智慧之人则从较低真理中引申出最高真理。由此可见，法律的上述特性难以完全满足形式逻辑之证明推理的形式化条件。
此外，论题学还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提供一般观点和观点目录。这种思维究竟如何能够具体地进行？ 菲韦格指出，当人们在某个地方遇到一个问题时，可能会简单地预先采取这样的办法： 尝试性地任意选择多少有些随机的观点。
美国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 Harold J． Berman，1918–2007)在其所著的《法律与革命》中曾经把西方法律传统的主要特征概括为10个方面： (1) 法律制度( 立法过程、裁判过程及由此产生的法律规则和概念) 与其他类型的制度有较明显的区别： 在西方，法律具有某种程度的自治，政治和道德本身不是法律。论题对问题的定位功能就会被逐步消解，所以，菲韦格提请注意： 绝对正确地进行的逻辑推演总是远离情境的( situationsfremd) ，而且尽管正确却未必适当。
(2) 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的施行委托给了专门的人群，他们从事专业的法律活动。d) 在特定的案件中，所作出的裁判可能背离实在法律规则之条文的原义{18}。
